昭陵文史宝典连载（一）

第一编   昭陵的建制与规模

第二章         陵山石刻群

昭陵自贞观十年十一月葬文德皇后始，至贞观二十三年八月葬太宗止，在北司马院内外列置了三件（组）石刻作品，分别是昭陵刻石文碑，昭陵六骏石刻屏、十四国酋长圆雕石刻像。本章介绍这些石刻作品的具体内容及存佚情况。

第二节  昭陵六骏石刻屏

昭陵六骏石刻屏简称昭陵六骏，它们是六块各宽约200厘米，高约150厘米，厚约35厘米的骏马浮雕石屏。普遍的说法是，它们是贞观十年唐太宗埋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后，诏令阎立本（世传）把他（唐太宗）在统一战争中骑过的六匹立有战功的骏马描绘成形，并亲撰铭赞，由大书法家欧阳询书丹，命匠工采用高肉浮雕法镌刻而成，分两行立于昭陵北阙，石刻骏马头皆朝南。这组作品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唐诸帝陵石刻更是无出其右者。现在，世界上任何一本关于我国古代美术史的著作对它们的记载不可或缺。上个世纪初，昭陵六骏中的两骏流落到国外，现存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余其四骏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可是，昭陵六骏的原稿到底为何人设计，刊刻于何时，两骏流落国外的过程以及它们在艺术上为什么美轮美奂？却是众说不一，下面分别探索这些问题。

一、        昭陵六骏刊刻时间与原稿作者

关于昭陵六骏刊刻时间，在古代即有二说：一说为贞观十年埋藏文德皇后后不久，即太宗时刊刻说；另一说为贞观二十三年太宗驾崩，高宗即位之初，即高宗时刊刻说。

持太宗时刊刻说的史料，较早的大概有以下几种：

《太宗实录》云，贞观十年文德皇后病逝，太宗命营建昭陵，诏日：“朕所称戎马，济朕于难者，刊名镌为真形，置之左右。”

《旧唐书·丘行恭传》：“初，从讨王世充，会战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虚实强弱，乃与数十骑冲之，直出其后，众皆披靡，莫敢当其锋，所杀甚众。既而陷以长堤，与诸骑相失，惟行恭独从。寻有劲骑数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马。行恭乃回骑射之，发无不中，余贼不敢复前，然后下马拔箭，以其所乘马进太宗。行恭于御马前步执长刀，巨跃大呼，斩数人，突阵而出，得入大军。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

《新唐书·丘行恭传》所载与《旧唐书·丘行恭传》所载略同。

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引《唐陵园记》（已佚）之意，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骏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

持高宗时刊刻说的史料，现只发现《唐会要·亲谒陵》一种，记于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帝位未改元之时诏令雕刻十四国酋长石刻像之后，其文云：“上欲阐扬先帝微烈，乃令匠人琢石写诸酋长贞观中擒伏归化者形状，而刻其官名。突厥颉利可汗……帝那伏帝国王阿罗那顺等十四人，列于陵司马北门内九嵕山之阴，以旌武功。乃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也。”

由于《唐会要》为宋人所撰，而《太宗实录》为唐人所撰，《旧唐书》为五代人根据唐诸帝《实录》及《国史》所撰，所以自宋以后，关于昭陵六骏刊刻的时间，普遍采用太宗时刊刻一说。至于高宗时刊刻一说，人们普遍认为此时雕刻十四国酋长石刻像是准确无误的，这一点，《资治通鉴》可为互证，该书在贞观二十三年八月条载到：“庚寅，葬文皇帝于昭陵，庙号太宗。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请杀身殉葬，上（高宗）遣人谕以先旨不许。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颉利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北司马门内。”

关于昭陵六骏原稿的设计者，迄今为止，尚没有权威的史料予以记载，不过，从五代至宋，皆相传为阎立本。

北宋游师雄《昭陵六骏碑》云：“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这个画像，是纸本？还是绢本？不得而知，不过，从那时起，各种学术文章都将昭陵六骏原稿归于阎立本名下，为了慎重起见，往往冠以“世传”二字。

二、  昭陵六骏的名字、排列次序及其原型战马参战情况

昭陵六骏的名字、排列次序及其原型战马参战情况，单从现存的昭陵六骏文物来看，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现在，人们之所以能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实在是多亏了宋代的好古之士游师雄。宋元祐四年（1089年）游师雄在陕西为官，因昭陵六骏立于昭陵北阙，往来观瞻不便，乃令醴泉县令吕由圣于县城唐太宗庙立一石碑，把昭陵六骏按比例缩成线描画，刻于石碑上，又将每匹马的名字、毛色、所处的位置、太宗所题赞语以及立功简况照录刻于线刻画旁。游氏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短文。对其此举进行说明，该碑即所谓的《昭陵六骏碑》，现存昭陵博物馆。游氏刊刻《昭陵六骏碑》时，昭陵六骏上欧阳询所书的马名及赞语已经泐灭，但唐高宗诏令殷仲容所书马名及赞语还在，宋元以后，连殷仲容所书马名及赞语都因风雨剥蚀而不复存在。后来，《全唐文》等书及明、清、民国之际有关昭陵六骏的各种记载，无不以《昭陵六骏碑》为蓝本（《金石录》亦有载，但不直观），要不是该碑保存完好，恐怕有关昭陵六骏的许多问题将会成为悬案。

《昭陵六骏碑》中，游氏所题，言简意赅，通俗易懂，还可以附带说明一些其它问题，现录于次：

师雄旧见唐太宗六马画像，世传以为阎立本之笔，十八学士为之赞。晚始得《唐陵园记》，云太宗葬文德皇后于昭陵，御制刻石文并六马像赞，皆立于陵后，敕欧阳询书。高宗总章二年，诏殷仲容别题马赞于石座，即知赞文乃太宗自制，非天策学士所为明矣。欧阳询书今不复见，惟仲容之字仍存，如写白蹄乌马赞云：“平薛仁果时乘”，由此盖知，唐史误以果为杲耳。距陵北5里，自山下往返40里，岩径峭险，欲登者难之，因谕邑官仿其石像带箭之状并丘行恭，真塑于邑门外太宗庙庭，高庳丰约，洪纤尺寸，毫毛不差，以便往来观览者。又别绘图，刻石于庑下，以广其传焉。（元祐四年端午日，武功游师雄景叔题，京兆府醴泉县尉刁玠书，主簿蔡安时篆额，知县吕由圣立石。）

昭陵六骏系采用高肉浮雕法刻于青石之上，在每匹马头上方又留一隅，与周边相平，凝即当年欧阳询书丹马名及赞语的地方。游师雄除了刊刻线刻昭陵六骏图外，还用泥塑方式，仿制了昭陵六骏，但这一组作品，未能流传下来。

据《昭陵六骏碑》，昭陵六骏原来分东西两行对称陈列于昭陵北阙，头皆朝南。西边一行，从南至北，依次为飒露紫、拳毛騧，白蹄乌。东边一行，从南到北，依次为特勤骠、青骓、什伐赤。但是，若按昭陵六骏原型战马立功年代之先后排列，则是白蹄乌、特勤骠、飒露紫、青骓、什伐赤、拳毛騧。

白蹄乌：原型战马纯黑色，四蹄俱白。武德元年，唐太宗平薛仁果（碑及《资治通鉴》作果，而两《唐书》作杲）时骑乘。石刻白蹄乌，四蹄腾空，呈飞速奔驰之状。唐太宗为它题的赞语是：“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

特勤骠：原型战马黄白色，嘴微黑色。武德三年，唐代宗追击刘武周、宋金刚时骑乘。突厥可汗的子弟称特勤，此马可能是突厥某个特勤进献给太宗的。石刻特勤骠呈缓辔徐行状。唐太宗为它题的赞语是：“应策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

飒露紫：原形战马紫红色，所以也叫紫燕骝。武德四年二月，唐太宗与王世充在洛阳城外涧水下游激战时骑乘。战斗中，马前胸中箭，大将丘行恭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太宗，带太宗杀出重围。石刻飒露紫前胸带箭，又刻丘行恭佩弓刀为马拔箭状。唐太宗为它题的赞语是：“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讋（镇慑）三川，威凌八阵”。

青骓：原型战马毛色苍白。武德四年四五月，唐太宗与窦建德在虎牢关外激战时骑乘。战斗中，马身中五箭，均系冲锋时被迎面射中，但多射在马身后部，足可说明骏马飞奔的速度。石刻青骓身中五箭，四蹄腾空，呈飞奔之势。唐太宗为它题的赞语是：“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

什伐赤：原型战马纯赤色。“什伐”或译作“叱拔”，都是波斯语“阿湿婆”的缩写，意即汉语“马”。既用波斯语作马名，应当是一匹波斯马。它是武德四年四五月，唐太宗与窦建德在虎牢关外激战时的另一匹坐骑。激战中，马身中五箭，都在臀部，其中一箭是从背后射入的，可能太宗骑着它冲入敌阵，为敌回身追射所致。石刻什伐赤身中五箭，四蹄腾空，呈飞奔之势。

拳毛騧：原型战马周身黄色旋毛，黑嘴头。武德五年三月，唐太宗与刘黑闼在洺水激战时骑乘。战斗中，拳毛騧身中九箭而亡。这匹战马，是大将许洛仁进送唐太宗的，初名拳毛騧，太宗得马后，为感洛仁诚节，曾改名为洛仁騧，后来刊刻昭陵六骏时，又复其本名。许洛仁陪葬昭陵，其墓碑亦载此事，《碑文》云：

昔者王业权兴，帝图草创。太宗经纶天下，曾涉戎行。险阻艰难，倍尝之矣。公于武（虎）牢囗下，进騧马一匹，囗囗追风，未足囗囗囗囗；囗囗囗魏，无以囗其神速。每临阵指麾，必乘此马。圣旨自为其目，号曰洛仁騧。及天下太平，思其骖服，又感洛仁诚节，命刻石图像，置于昭陵北门。

这条史料，亦是昭陵六骏刊刻于太宗时的又一佐证。许洛仁善相马，高宗时，也曾向高宗进马，此事其《碑文》亦有载，云：“公又于万年宫进马一匹，圣情喜悦，乃亲乘御。顾谓群臣曰：‘此人家中恒出好马。’”杜甫在《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诗中也曾提到过拳毛騧，诗云：“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时郭家狮子花。”可见，拳毛騧因图形刊刻昭陵北阙，在唐代很有影响。石刻拳毛騧，身带九箭，低首缓行。唐太宗为它题的赞语是：“月精按辔，天驷横空。弧矢载戢，氛埃廓清。”

三、        昭陵六骏的艺术成就

昭陵六骏的艺术成就，前人已多提及，但常拘泥于对构图和刻工的评判，且多用词简约，一语带过，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原型战马立功的故事上。我们说，昭陵六骏的艺术成就，可概括为二点，首先是集佛教石窟刻石文化和突厥墓葬刻石文化之大成，其次是集高肉浮雕和圆雕艺术之大成。

我国陵前刻石文化，源远流长，探其渊薮，当推汉陵，陪葬汉武帝茂陵的霍去病墓前，有一批体量庞大的石刻作品，即是汉陵石刻艺术的代表作。自此而后的陵前石刻，皆用圆雕，且形成雄浑粗犷的艺术风格。至昭陵六骏，突然采用高肉浮雕法，新鲜气息扑鼻。所谓的高肉浮雕法，实是东汉末年随佛教传入我国的天竺刻石工艺。佛门信徒开山立窟，于洞内常用此法雕刻佛身，较之圆雕，省工省时，且技法不断精妙。传入我国后，国内的工匠很快掌握其要领，然刻石作品仍专注于佛身。至北魏，其表现内容渐向肉体凡胎靠拢。北魏是鲜卑族人建立的王朝，文化原始，缺少儒家与道家的御人之术，统治者为了臣服民众，利用佛教为文化工具，于是，广开石窟，镌刻大佛。北魏建都平城（大同），从道武帝到孝文帝，七世开云冈石窟不歇，镌刻了七尊大佛，佛的容貌都像当朝皇上，融佛帝为一体，以役民众。孝文帝南迁洛阳，又开龙门石窟。后来，皇帝、皇后一同去朝佛，成为佛门一大幸事。或是得到皇帝的旨意，或是佛门弟子初越雷池，在龙门宾阳洞里刻成《帝后礼佛图》，将皇帝、皇后及侍宦宫人刻得惟妙惟肖。虽然至此，高肉浮雕作品在题材上迈出了一大步，但仍未摆脱与佛的关系。唐的政治体统，上承于隋，而隋又承周，周又承魏，唐的文化，自然多带魏的烙印，但唐又向前迈出一大步，用高肉浮雕之法，彻底抛开佛的关系，拿来我用，石破天惊地表现了唐太宗的平乱业绩，镌刻成昭陵六骏，将高肉浮雕法通常反映的题材，来了个大转变，一下子推到了极致。要说唐对魏的继承，实是批判的继承，自有新意。魏刻佛面如帝面，借以役人，而唐却舍去帝王身影，只刻骏马和为骏马拔箭的大将丘行恭，马上不刻唐太宗，给人以遐想。相比之下，魏则显得心虚，而唐则显得大度。

吸收佛教高肉浮雕法刻成昭陵六骏，列置于陵山，明确表明用以纪功，这又是唐以前汉人陵墓刻石之所未有（霍去病墓前刻石用意史无明文）。其实，这是唐人吸收突厥墓葬刻石文化的营养，又一别出心裁的举措。

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以游牧为主的少数民族，原系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丁零人的一支，先为匈奴，复为柔然所扰，迁至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在公元六七世纪时，建立了称雄于欧亚大陆北部和东部的强大突厥汗国。突厥人“重兵死而贱老终”（《隋书   突厥传》），对立取战功非常向往，死后，总希望能将自己的勇悍昭示后人，因此，他们的丧葬文化也很特别。《北史  突厥传》记述突厥葬仪道：“死者停尸帐外……葬日，表为茔立屋中，图画死者形仪及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常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突厥人死后立石纪功事，《苾伽可汗碑》也有着明确的记载，现在通过考古，已经得到证实。唐灭突厥后，突厥很多贵族入唐为官，有至郡王者，因此，丧葬文化的相互渗透在所难免。如突厥颉利可汗，欲效法唐人土葬（《册府元龟》卷125），而太宗的太子承乾，又极其推崇突厥丧葬文化，在太子东宫和属下搞“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资治通鉴》卷196）的闹剧。事实上，颉利可汗和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投唐后均亡于贞观时，唐太宗对他们的葬礼，便综合了唐与突厥的丧葬礼仪，“依照蕃法烧讫然后葬”（《阿史那思摩墓志》）。唐太宗立昭陵六骏纪功与突厥人立杀人石纪功，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如出一辙，可见，前者无疑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同样的形式，唐太宗还在秦琼（叔宝）的葬礼中运用到。贞观十二年秦琼病亡，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马，以旌战阵之功焉”（《旧唐书  秦叔宝传》）。鲁迅先生上个世纪初来陕西讲学，在西安见到昭陵六骏中的四骏，当时就断言昭陵六骏的艺术风格曾受到异域文化的影响，对唐文化对外来文化兼蓄并收的襟胸赞叹不已，称赞唐太宗此举“前无古人”（《鲁迅论历史》）。

昭陵六骏在艺术上对异域文化营养的大胆吸吮，为其后唐陵刻石文化树立了榜样。唐太宗死后，唐高宗为“阐扬先帝徽烈”，诏令把“蛮夷君长为先帝所擒服者十四人，皆琢石为其像，刻名列于（昭陵）北司马门内”，在吸收突厥丧葬刻石文化方面，比其父更进了一步。武则天又效其夫，为高宗乾陵列置了六十一王宾像。遗憾的是，唐自则天以后诸帝，再未在陵前刊刻以真实内容为题材的纪功立石作品。至于采用高肉浮雕法，也只刻了一些鸾鸟之类的珍禽，以娱耳目，丧尽了大唐开国之君英概超群的风采。

自汉以后，我国圆雕艺术作品，以粗犷豪放，大气磅礴为其艺术特色，而天竺高肉浮雕作品，以比例协调，细腻精到为其艺术特色。自高肉浮雕法传入我国后，国内刻石艺术家们很快吸收了它了特色，融入圆雕作品的创作当中，故而，圆雕作品日见细腻；但同时，这些艺术家在创作高肉浮雕作品时，又融入了圆雕的艺术特色，故而高肉浮雕作品又日见大气。至镌刻昭陵六骏时，已将二者的艺术特色水乳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超境界。

昭陵六骏原型战马立功时期，正是唐太宗为秦王，亲冒矢石，龚行吊伐，统一天下的时期。刊刻骏马时，虽舍去了马上太宗英姿，却能以马喻人，作矫健勇武态，线条洒脱流畅，不以繁缛取胜，以简洁明快的手法表现出战马的雄强与旺盛的生命力。白蹄乌、什伐赤、青骓三骏，均作四蹄腾空，冲锋飞奔之状，气掩万敌，势欲凌云。什伐赤臀中五箭，仍直扑敌阵。这三骏手法格外简洁，只在腿与腹的交结处，用线条稍加勾勒，突出了腹肌的强健，使马的四蹄翻飞显得轻松而有力。对于马身的雕刻，则简洁到汉时圆雕的稚朴。特勤骠和拳毛騧，又作缓辔徐行状，昂首扬鬃，气宇轩昂。而对飒紫的刻画更为精彩，刀法凝炼而传神。原型战马飒露紫，是唐太宗武德四年初与王世充激战时的坐骑。战斗中，唐太宗冲入敌阵，与诸骑相失，惟大将丘行恭独从，既而陷于长堤，敌众骑紧紧追来，飒露紫又前胸中箭。关键之时，丘行恭赶到，他下马为飒露紫拔箭，但拔出箭后，飒露紫即阵亡。于是丘行恭以已马进太宗，保护太宗杀出重围。贞观中，有诏刻石为人马以象行恭拔箭之状，立于昭陵阙前。石刻飒露紫，战马肌肉紧绷，四肢挺立，身体稍微后倾，头又向前微贴丘行恭之头，神情庄重，丘行恭作拔箭之状。表现了战马的疼痛和对生的向往，反映了马与人在特定环境下相依为命的情谊。作者抓住了丘行恭拔箭一刹那的情景进行创作，成功地表现了马与人的内心世界。该作品以静见长，似乎敌人未在咫尺，超然物外，只突出人与马的感情交流，收到了悲剧美的艺术效果。

正因为昭陵六骏客观而又典型地反映了唐太宗的平乱业绩，在艺术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加之又陈列于北司马门内，包含着立石纪功，鞭策后辈，解释唐太宗关中本位思想以及暗示初唐玄武门安全部队建设等广泛的深层次的历史信息，所以，千余年来，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追忆先祖业绩，激励民族自豪感的国宝重器，也成为国际友人景慕中华民族文明的经典文物。

四、饱经沧桑的昭陵六骏

千余年来，我们的祖先对昭陵六骏倍加呵护，热情讴歌。杜甫在《行次昭陵》诗中写道：“玉衣晨自举，石马汗长趋”。宋人张耒对昭陵六骏原型战马的丰功伟绩更是心驰神往，挥毫而就《昭陵六马》诗，气势磅礴：

天将铲隋乱，帝遣六龙来。

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

飙驰不及视，山立伊莫回。

长鸣视八表，扰扰万驽骀。

秦王龙凤姿，鱼马不足摧。

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

区区数竖了，缚取如提孩。

手持扫天帚，六合无尘埃。

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才。

惟时六骏足，绩多英卫陪。

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

寂寞昭陵阙，古石满苍苔。

明代关中发生过四次六级以上大地震，碑碣多数倒仆断裂，昭陵六骏也不例外，但震后当地政府和民众，却能积极出资捐款，扶置六骏，并修建庑房，予以保护。200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昭陵博物馆在对现存昭陵北阙的六骏底座进行考古研究时，通过对底座上下两面打磨平滑程度及倒棱的判定，发现六骏底座早年即被上下倒置，即唐时的正面，现在做了底面。对此惟一的科学解释是，明代关中大地震时，由于每块重达3﹒5吨的六骏石屏左右摇闪，其榫与底部铆口均因挤压而损坏，重新扶置时，为了将其固定好，只好将底座正反调整，使底面做正面，再在新调整后的底座上重新凿槽。大概就是因为这次扶置工程，使位于东列的青骓与什伐赤两骏的位置可能发生了错位。从马名上来讲，东列最北端的是什伐赤，北起第二的是青骓，这是从来都没有疑义的。问题出在，由于刊刻的骏马石屏上没有马名，可能把本该叫做青骓的石屏放在了什伐赤的位置上，而又把叫做什伐赤的石屏放在了青骓的位置上，由于青骓和什伐赤两骏本来刻得就十分相似，惟个别细部有异，所以，错位的可能性极大。这一问题是怎样发现的？日本有位学者叫足立喜六，他在1906——1910年之间考察了当时还立于昭陵北阙的昭陵六骏，回国后编著《长安史迹考》，1933年在日本出版，1935年9月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足立喜六当时对昭陵六骏进行了拍照，且将东列三骏拍于一张底片上。后来人们才发现，足立喜六所拍照片上的青骓与什伐赤，和游师雄刻的《昭陵六骏碑》上的青骓与什伐赤，正好相反。照像是现代科学技术，而摹刻是传统工艺，所以，人们最初普遍认为，游师雄当年一定是疏忽，将两骏位置刻错。但是随着考古工作对明清重新扶置六骏工程的认定，人们开始坚信游氏《六骏图碑》的准确性。当然，孰是孰非，应当继续探究，或许有朝一日，会有新的考古资料帮助我们很顺利的解决这一问题。

昭陵六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风雨剥蚀，甚至地震摧残，鞍鞯的细部，所中之箭早已模糊不清，但它依然坚强地岿立昭陵北阙。令人痛心的是，上个世纪初，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却流落到国外，其余四骏差点也遭到同样的厄运。考究这方面情况的论文有数家之多，宋联奎《苏庵杂志》、郗林《关于昭陵六骏被盗真相的几个问题》、周秀琴《昭陵两骏流失始末》等都有重要的线索披露和独到的见解，但诸家之说不能统一。现据诸家之说，勾勒其概况：

民国初年（1913年前后），德国文化商人格鲁尚指派戈兰兹，前来昭陵盗窃六骏石刻，即盗得飒露紫的拳毛騧，但在运出昭陵时，被当地群众发现，并将石刻推到山崖下，结果石刻遭损。残破的两骏被陕西军阀张云山所得，安置于督署（俗称南院），后来，陆建章将两骏移置北京，遂为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所得。袁克文渔色占媛，手头紧缺，遂将两骏卖给文化商卢芹斋。卢芹斋将两骏展转运至美国，后以12．5万美金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

1918年，不法文化商人勾结陕西军阀陈树藩之父，又来昭陵盗窃剩余四骏。经办人谎称将石马运至西安保存，但醴泉绅士很不放心，便一直跟随运载大车。这帮人沿渭河行至西安城北草滩时，将四骏各打碎装箱，准备由水路运走（2004年，笔者访问昭陵北麓高尧村76岁的高立忠老人，他说其父在世时曾告诉他，民国八年，一伙人来昭陵装运剩余四骏，在现场将四骏打碎装箱，搬上大车运走。此说似乎更可信）。醴泉人见状立即向省议会报告。这时驻防渭河北岸与北洋政府对立的靖国军也闻知此事，遂出布告，声讨陈树藩盗卖国宝。陈树藩得知其父干此勾当，遂将父亲下人痛打一顿以正视听，并命将四骏运至西安图书馆保存。1949年，西安图书馆将四骏移交陕西省博物馆，即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四骏幸得保存下来。醴泉耆旧曹骥观，曾写《昭陵六骏歌》以叙此事，其诗云：

唐家创业扫群雄，马上得之为太宗。

真人出世真神武，驰骋纵横驾六龙。

六龙神骏皆汗血，五花连钱蹄蹴铁。

擒充戮窦西复东，飞镞血溅鬃毛红。

帝嘉汝绩传不朽，制赞图形召石工。

琢成玲珑气深稳，丹青不数阎立本。

立仗永置昭陵宫，万岁千秋表忠悃。

于今陵殿久无主，败瓦颓垣窜野鼠。

独留六骏尚嘶风，犹指唐家一抔土。

何物奸人居奇货，大车捆载咸阳过。

纵说神物有护持，到此已嗟缺两个。

我家结庐嵕山阳，儿时习见真乘黄。

今日重逢长安市，感时抚事增惋伤。

吁嗟乎！

金人辞汉泪犹流，应知六骏多烦忧。

     歌成不禁三叹息，恍睹石马向我齐昂首。